'攻心聯' 研究

提要： 成都武侯祠的"攻心"聯在釋讀和研究上還存在分岐，本文分析了該聯的寫作背景，介紹了從正面肯定諸葛亮功績的釋讀，著重指出聯文中"不審勢"主要指蜀漢集團始終堅持的"興復漢室"的國策，"寬"指漢末西蜀劉璋政權對土著豪族的政策，"嚴"指蜀漢政權對土著豪族的政策，"皆誤"指他們因此先後失敗。諸葛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正是他赤誠忠心的表現。關鍵詞：成都武侯祠、"攻心"聯、 釋讀與研究。

"丞相祠堂何處尋，錦官城外柏森森 ……"從公元223年修建惠陵、漢昭烈廟以來，歷代文人墨客、達官顯貴、聖賢後裔、普通百姓常至此，或懷古訪悠，或憑弔先哲，或抒發豪情、或以古鑒今，或陪友賞園，內涵深邃，文化厚重，留下了許多故事，也留下了許多懸念。成都武侯祠諸葛亮殿懸掛的趙藩"攻心"聯，便是其中之一：

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；
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。　

此聯曾引起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。1958年，毛主席蒞臨成都武侯祠時，曾對此聯注視良久；"文化大革命"期間，毛主席又曾囑咐當時來川的某位領導觀看此聯。關於這副名聯的研讀，學術界存在著分歧。它所涉及的歷史內涵，已關聯到對蜀漢政權、對諸葛亮的基本認識和評價。筆者欲在過去學術界研究這一課題的基礎上，對有關問題作一介紹和新的研究。不妥之處，敬請指正。

一、名聯寫作背景
　　趙藩（1851--1927），雲南大理府劍川縣白族人，字樾村，一字介庵。祖、父皆系儒師。藩幼從父學，被鄉人視為"神童"；十八歲時曾隨族叔、率鄉勇與杜文秀領導的回族起義相抗擊。他從考秀才到24歲中舉，一帆風順。但此後他五次進京赴考皆落弟。在這些漫長的往返途中，他接觸到許多民眾，對清末的社會矛盾有了較深的認識。這在他沿途寫的詩詞中得到反映。這些詩引起了雲南上層的注意。他34歲第五次進京考試失敗後，雲貴總督岑毓英邀他入幕府任職，又聘為家庭塾師[1]。光緒十五年（1889）岑毓英病逝後，趙藩盡心盡力為其料理後事，送喪回廣西西林，他的兒子們深受感動，特別是其三子岑春?親自出面為其請咨，又在經濟上支持他進京候選，獲光緒帝召見，於光緒十九年入川任四川省籌餉局提調。次年任酉陽直隸州知州。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）到涪州管官運鹽，兩月後又督辦川東稅厘，其才幹和政績受到四川總督鹿傳霖的讚賞，有意讓他執掌瀘州。但鹿在無意中得罪了將軍恭壽，恭親王撤了他的川督。恭壽視趙藩為鹿的人，傳話給他，要他出5000大洋拜壽，才讓他執掌瀘州。趙藩士大夫情結較重，不願為五斗米折腰，上書辭官省親，於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）冬返滇。光緒二十六年（1900）六、七月，八國聯軍進攻大沽、天津，北京告急，全國緊張。雲南總督丁循卿徵調趙藩到昆明辦理省團務。他七月上任。這時，慈禧、光緒西逃西安。丁循卿為表忠心，派趙藩押送貢品到西安。趙藩在西安遇學生岑春?。岑當時擔任甘肅布政使，主動帶領兩營人馬，把慈禧、光緒一路護送到西安[2]。岑向太后舉薦趙藩。慈禧即召見趙藩，讓他以道員身份到四川候補。次年春，趙藩二進四川，被派去湖北沙市創設、主管川省駐湖北保商總局。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）春夏，四川大旱，加上洋人教堂長期橫行霸道，廣大人民走投無路，仁壽、三台、榮縣、簡陽、金堂、華陽、長寧、興文、江安等數十州縣都發生了義和拳運動。紛紛揭竿而起。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成都石板灘少女廖觀音領導的義和拳運動。廖觀音（1883--1902），女，在家族中排行第九，人稱廖九妹、九娘，因拒纏小腳，又稱廖大腳[3]，幼聰慧。在義和拳運動中，她設壇宣傳"反清滅洋"教義，自稱觀音轉世，故稱廖觀音。從者雲集。光緒二十七（1901）年在石板灘（今新都石板灘鄉）起義，燒教堂，反洋教，波及川西。這支義軍多次挫敗官軍，兩次圍攻成都。光緒二十八年初，義軍前鋒曾打到成都督院，震驚全川。慈禧聞訊後，即撤了川督奎俊，另任岑春?為總督。岑春?尚未入川，便急調趙藩到成都相輔。岑還未入成都就接管了川省軍權，接著指揮官軍和團練對義軍展開了血腥鎮壓。過去，其父就以鄉勇、團練起家，建團練、帶鄉勇頗有毒招。首先，他加強了保甲連坐制，特別制定了整頓團練保甲法，規定：若一人參加義和拳，其族人、鄰居一併連坐；團練捕治不力，地方發生事端，其首領革職；給義軍軍火錢米者，均按通賊正法，沒其家產入官；團練殺了義和拳人後按殺人多少給賞銀、功牌和加官等。這些措施出台後，各地團練、鄉勇紛紛賣命鎮壓義和拳，甚至濫殺充數。義軍節節敗退。[4]義和拳被迫撤向山區。岑春?於九月二十五日進入成都，二十八日就在北門昭覺寺斬殺俘虜的義軍一百多人。血腥鎮壓並沒有使義和拳將士屈服。岑春?自已也不得不承認："前者駢誅，後者踵起"，"今日擊退，明日復來，此股擊退，彼股又至"[5]。岑春?又派出大量軍隊，動員各地團練、鄉勇追剿義軍。同時，岑春?還大量罷免、撤換、彈劾各種貪贓枉法的官吏，省內官場人人自危。[6]就在這時，趙藩趕到了成都。他向岑春?建議實施"新政"，如開辦各種新學，培養人才等。岑春?即任趙藩"行"鹽茶道兼管綜通省釐金，把當時省府中最重要的兩大財源部門交他代管。但當時清廷的一系列巨變，如慈禧掌權、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打北京、次年簽訂的屈辱的《辛丑條約》、他所見的無官不貪、民間普遍的憤恨、各地的起義等，都將一個王朝末年的特徵暴露了出來。應該說，趙藩已從其中隱隱感到清王朝大勢已去，氣數已盡。這大概就是他後來在"攻心"聯中隱喻的"勢"。他認為岑對土著義軍、對省內舊吏（也以土著為主）都過於"嚴"，便利用各種機會勸諫岑。岑春?的父親便以鎮壓義軍和管理吏屬部下嚴厲起家，所謂"跋扈霸才，竟成戡定偉績"[7] 岑春?後來的經歷證明，他也繼承了其父衣缽，也試圖在鎮壓義軍和嚴糾吏屬中一顯身手。岑與趙雖有師生之誼，但趙藩兩次入川為官皆靠他幫忙，加上趙藩現只是一個幕僚，人微言輕，他不可能把趙的話當一回事，仍我行我素，大肆屠殺人民。不久，官軍在簡陽鎮子場俘獲義軍領袖廖觀音，押回成都後很快將其斬殺。正是在這種情況下，趙藩才有了筆諫上司之衷。他得知岑春?不久後將要陪客人游武侯祠，便在十一月上旬精心寫下了這副著名的"攻心"聯，派人刊刻好後送到武侯祠諸葛亮殿懸掛。岑春?不日到武侯祠看到此聯後，臉色難堪，一語不發。不久，岑因彈壓四川功著，在朝廷"京察"時獲得"風歷、守清、才長、政績"的最好"考語"，升調兩廣總督，趙藩卻同時被貶到永寧道為地方官[8]。那以後好些年間，川中師爺們、教育界常聽人說"師道何道，試看永寧道"[9]，意思是指責學生不敬老師，或者說師道不值得尊嚴。

二、全面肯定諸葛亮功績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--名聯釋讀一
　　聯文中，"攻心"語出諸葛亮南征時，馬謖送行時建議："夫用兵之道，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。心戰為上，兵戰為下。願公服其心而已。"[10] 《孫子兵法·謀攻篇》曾說："故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為不得已。""攻心""心戰"是對孫子"伐謀""伐交"之說的提升。"攻心""心戰"的範疇更寬，包括計謀鬥智、外交策略、民族政策及後世所說的思想、統戰等工作。"反側"，語出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上》："誅王郎，收文書，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。光武不省，令諸將軍燒之，曰：'令反側子自安。'"後來遂以"反側"指懷有二心而疑慮不安的人。審勢即審時度勢，認清形勢，古人常說的"識時務為俊傑"。但"勢"有局部與大局、眼前短暫之勢與歷史長期趨勢等種種區別。這裡是統而言之。聯文字面可譯為：能採取攻心服人的，那些疑慮不安、懷有二心的對立面便會自然消除，自古以來深知用兵之道的軍事家並不喜歡用武力解決問題；不能正確審時度勢的統治者，其政令無論寬、嚴都會產生失誤，後來治理蜀地的人應對此深思啊。上聯所涉及的史料典故，即聯文的具體內容，學術界對其理解、認識基本是一致的。"能攻心則反側自消"即諸葛亮征南中（包括今川南和雲南、貴州廣大地區）時採用了馬謖的"攻心"建議（見上），對叛而勝"為最高境界。此語本系對上文的闡述，又暗含典故：諸葛亮平南中後，大量起用當地土著民族首領， "皆即其渠率而用之" ；當時曾有人向諸葛亮勸諫，諸葛亮卻說："若留外人，則當留兵，兵留則無所食，一不易也；加夷新傷破，父兄死喪，留外人而無兵者，必成禍患，二不易也；又夷累有廢殺之罪，自嫌釁重，若留外人，終不相信，三不易也：今吾欲使不留兵，不運糧，而綱紀粗定，夷漢粗安故耳。"[12]此後蜀漢政權在南中的統治才基本穩固。這裡充分展示了諸葛亮"知兵"的才智，"非好戰"又達到了征服南中、穩定南中、統治南中的目的。對下聯的理解和解釋，目前學術界還有分岐，這涉及到對蜀漢政權和諸葛亮的評價問題。第一類是從正面肯定諸葛亮的功績。認為"攻心"聯是對諸葛亮治國和作戰指導思想的總結[13] 。 "寬"，在這裡指諸葛亮對法正的縱容。《三國誌·蜀書·法正傳》載蜀漢建國後，身任蜀郡太守等要職的法正，利用職權，打擊報復過去的仇人，甚至擅自殺掉了好幾名曾傷害過自己的人。有人對諸葛亮說："法正於蜀郡太縱橫，將軍宜啟主公，抑其威福。"諸葛亮卻說："主公之在公安也，北畏曹公之強，東憚孫權之逼，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；當斯之時，進退狼跋。法孝直為之輔翼，令翻然翱翔，不可複製，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！"法正獻蜀有功，又深得劉備"雅愛"，故諸葛亮寧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 "嚴"，一指諸葛亮負責制定的刑法。劉備據蜀後，即命諸葛亮率法正、劉巴、李嚴、伊籍制定法律《蜀科》。其具體內容已不得而知。史書上說"亮刑法峻急，刻剝百姓，自君子小人鹹懷怨歎。"一次討論時，法正曾說："昔高祖入關，約法三章，秦民知德，今君假借威力，跨據一州，初有其國，未垂惠撫；且客、主之義，宜相降下，願緩刑弛禁，以慰其望。" 諸葛亮卻說："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以無道，政苛民怨，匹夫大呼，天下土崩。高祖因之，可以弘濟。劉璋闇弱，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，文法羈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舉，威刑不肅。蜀土人士，專權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漸以陵替；寵之以位，位極則賤，順之以恩，恩竭則慢。所以致弊，實由於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則知恩，限之以爵，爵加則知榮，榮恩並濟，上下有節。為治之要，於斯而著。"[14]陵替，語出《左傳·昭公十八年》"於是乎上陵下替，能無亂乎？"謂正常的綱紀不能維持，被相互取代。在這裡，諸葛亮詳細分析了蜀漢初期的"勢"，指出：秦朝因刑法過於苛嚴，百姓怨聲載道，導致天下"土崩"；高祖劉邦反其道而行之，僅"約法三章"，便大獲全功；但劉璋卻過於軟弱寬大，蜀中豪族專權自恣，君臣之間連正常的綱紀都沒有了，這才導致其統治的結束。蜀漢政權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，基礎、形勢都與高祖時不同，欲與劉璋反其道而行之，"威之以法"，從嚴治蜀。蜀漢在諸葛亮執政時，對犯人從不赦免。另外，蜀漢第一次北伐時，街亭失守，諸葛亮揮淚斬馬謖[15]，也是大家常談到的諸葛亮從嚴治軍的例子[16]。此外，也有學者認為，這裡的"寬嚴"是諸葛亮《答法正書》論述的中心，即不論寬也罷，嚴也罷，都要先"審勢"，然後才定[17]。關於此說，筆者在此只想提出兩點疑問： 一，從"不審勢即寬嚴皆誤"的語意看，作者在本聯顯然對它所涉及的"寬"、"嚴"皆持否定態度；二，如果"寬"是指諸葛亮對法正的縱容，它能讓岑春?學什麼、讓後人學什麼？

三、也談"不審勢"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--蜀漢"興復漢室"國策質疑
　　我們認為："攻心"聯上聯總結了諸葛亮善攻心而不好戰的功績，下聯則是在總結、研究劉璋政權和蜀漢政權的失誤，研究蜀漢為什麼會在三國中最先滅亡。蜀漢的滅亡，看似偶然，其實必然，它是由當時魏、蜀、吳三國的大勢和蜀漢的各種內部矛盾所決定了的。這裡僅就蜀漢"興復漢室"這一國策提出質疑。諸葛亮於建安十二年（207）在《隆中對》中曾談到他的奮鬥理想，那就是"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"；在《出師表》中則表達為"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"。這也是蜀漢政權的國策。 該國策是否符合當時形勢及其發展呢？東漢末年，宦官專政，外戚爭權，官吏貪贓，軍閥殘暴，官場腐敗，政治黑暗；大姓豪族獨霸經濟，壟斷教育，為非作歹；廣大人民深受壓迫，走投無路，各種起義事件層出不窮。黃巾起義，董卓之亂，都從根本上動搖了漢王朝的統治。當此大亂之際，許多有識之士先後感到漢王朝已走向了末路,不可復興。黃巾起義時，義軍便響亮的喊出了"蒼天已死，皇天當立"的口號[18]，廣大人民認為漢室已經死亡，新的王朝理當興起。建安初年，漢朝廷中的侍中、太史令王立便指出："漢祚終矣，晉、魏必有興者。"他甚至多次對漢獻帝說類似的話。曹操知道後，便傳話給他："知公忠於朝廷，然天道深遠，幸不多言。"[19] 這無疑代表了曹魏集團對當時大勢的判斷。建安五年（200），周瑜已認為"承運代劉氏者，必興於東南"；魯肅在初見孫權時，也明確指出："肅竊料之，漢室不可復興，曹操不可猝除。"[20]周瑜、魯肅的看法，代表了東吳集團對當時形勢及其發展的判斷。這不僅是認識上的差異，也是三國國策的根本分歧。曹操認識到"漢祚終矣"後，便制定了兩步走的國策：第一步，"挾天子以令諸侯"，利用當時普遍存在的儒家文化的廣泛影響，利用漢王朝在一些人心目中仍殘存的地位，擴大自己的勢力，統一北方，--曹操畢生只走完了這一步；第二步，正式取代漢王朝，建立魏王朝。東吳認識到"漢室不可復興，曹操不可猝除"後，便在三國中制定了較為中立的國策，重在發展實力，保衛自己，一般不主動出擊。蜀漢政府為"興復漢室"，則不惜一切代價，多次北伐；其次，還比較全面的繼承並採用了漢代舊制。應該說，在三國鼎立局面尚未形成之前，在劉備、諸葛亮提出"興復漢室"口號的初期，這個口號對發展實力、擴大影響確實起了不小的作用。如在聯吳抗曹、赤壁大戰、奪取荊州、奪取巴蜀、奪取漢中的過程中，這個口號、這面旗幟對擴大劉氏集團的影響、對團結廣大有識之士都曾起過積極的作用。但到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後，到漢獻帝禪位給魏文帝曹丕（220）後，"興復漢室"的口號已時過境遷，失去了號召力。這也是蜀漢中、後期，幾乎再也沒什麼外地人才前來投奔的主要原因。但蜀漢政府仍抱著"興復漢室"的口號不放，並動員全國一切力量，三番五次的北伐，顯然是"不審勢"。正如唐人呂溫所指出的："及高、光舊德，與世衰遠，桓靈流毒，在人骨髓。武侯乃欲開季世，振絕緒，論人以本，臨之以忠，使人思漢，卒亦不可得也。……乃知務開濟之業者，未能審時度勢，大順人心，而克觀厥成，吾不信也。"[21] 在這裡，呂溫認為諸葛亮未能審時度勢，大順人心，最終不可能完成"興復漢室"的大業。為了"興復漢室"，蜀漢政府不得不納一切入戰爭軌道。蜀漢建國四十餘年間，出動蜀國兵力半數以上、即五萬人以上的征戰約二十次，小規模征戰更多。從這一角度看，蜀漢國內的許多政治、經濟制度實質上都屬"戰時軍事管理法"。戰爭需要大量的兵力、戰爭需要雄厚的財力和物力，其最簡便的來源就是到土著豪族的莊園中去掠奪，殺雞取卵。這就勢必引起土著豪族的反抗。蜀漢政府還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方面較全面的承襲了漢代舊制。但這些制度有相當一部分在當時已經過時落後，限於篇幅，這裡不能全面展開，後文將就職官制度作一闡述。

四、劉璋"寬"、蜀漢"嚴"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--名聯再研讀
　　如上所述，蜀漢政權在"審勢"上出了偏差，國策有誤，納一切入戰爭軌道，必然造成許多具體政策的失誤。其中對土著豪族的政策，尤為引人矚目。拙文曾指出，"攻心"聯聯文中的"寬"指劉璋對土著豪族的政策，"嚴"指諸葛亮對土著豪族的政策，"皆誤"指他們先後因此失敗[22]。可再申論如下。 這裡有必要首先瞭解一下當時蜀中的土著豪族。同全國大多數地區一樣，到東漢晚期，巴蜀地區的豪族勢力已發展到它的頂峰。他們掌握大量錢財，兼併大量田地山林湖澤，形成了許多相對獨立的、在一定程度上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。他們通常以"家"、"族"、"姓"、"宗"等宗族關係為紐帶，控制少則幾十戶、多則幾百戶、幾千戶家族徒附，建立起基本隊伍。此外，還擁有數量眾多的奴、婢。他們還控制或直接參與各級統治，親自或讓子弟出任郡縣官府要職；又基本壟斷文化教育，所謂"琴棋書畫"就是當時提出的豪族子弟的教育標準。大豪族還征服若干中、小豪族；中、小豪族在激烈的競爭中也不得不依附大豪族。其間關係極為錯綜複雜。故到東漢晚期，蜀中的大豪族可以一呼百應，敢與地方政府、與大規模的起義軍相抗衡。比如，中平五年（188）蜀中爆發了以馬相、趙祗為首的"黃巾"起義，攻佔雒縣（今廣漢），捕殺州刺史後攻下成都、武陽（今彭山）等地，短期內發展到十餘萬人；馬相自稱"天子"。他們還分出一支攻打巴地，不久就打下江州（今重慶）。面對這次起義，官軍節節敗退，幾無抵抗能力。但犍為豪族賈龍卻率家兵，多次擊敗義軍後，又召集潰散的官吏、軍隊等，最後消滅了義軍。劉焉死後，劉璋接任益州牧的初期，劉焉舊部趙韙企圖奪權，便帶領土著豪族的武裝一直打到成都城下。在劉備攻打漢中之際，蜀中豪族馬秦、高勝率部曲數萬人叛亂，打下郪縣、牛鞞（今簡陽）、資中等縣城，威脅到蜀漢統治的腹心地區[23]。這些都表明當時蜀中豪族勢力已是一股極為重要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力量[24]。這裡還要著重指出，到三國時期，北方的豪族勢力因"黃巾起義"、"董卓之亂"、及長期的大規模的軍閥混戰已受重創，巴蜀地區因戰事相對較少，豪族勢力保存最好。面對巴蜀的豪族勢力，劉璋政權與蜀漢政權採取了兩種不同的對策。劉焉、劉璋父子曾割據益州26年（188--214），其中劉焉6年，劉璋20年。在劉焉時期，對當地的土著豪族尚採取了一些較為嚴歷的措施。劉璋時期，特別是"趙韙之亂"後，對土著豪族則一味遷就。如南郡枝江人董和擔任成都令時，曾嚴格限制豪族所為。當地豪族便聯合要求劉璋調董和到外地。劉璋聽命，準備調董為巴東屬國都尉。這時成都的一些官員又出來相攜請願，要求留任董和，劉璋又俯首聽命，將其留任。法正通過長期的觀察，認為劉璋過於"懦弱"，以致於不得不尋求新主[25]。在邀劉備入蜀、並被劉備奪蜀的過程中，更表現了他的鼠目寸光和軟弱無能。諸葛亮在總結劉璋政權失敗的教訓時，也認為：劉璋過於闇弱（見前）。毫無疑問，劉璋政權是"治蜀"史上因"寬"而"誤"的典型例子。蜀漢政權在建國之初，也未能正確的審時度勢，在制定國策時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，因"嚴"而誤。其主要表現在： 一，刑法峻急，過嚴。如上文所說，諸葛亮立法的指導思想就是要對土著豪族"威之以法"， 致使"君子小人鹹懷怨歎"。從理論上說，一種法律的"嚴"並不專門針對某類人或某一種勢力，但在實際執行中卻很有針對性。首先這個法的具體內容有很多是專門針對"蜀土人士，專權自恣"制訂的；其次，當時實際上執法的人，即當時掌有實權的官吏隊伍，主要是劉備、諸葛亮從外面帶來的"荊州人士"和劉璋留下的也是從外面帶來的"東州士"。由於各種利益的衝突，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與土著發生若干矛盾，利用職權、利用法律打擊土著豪族成為這個集團的共同意識和共同利益。史籍中有關例證太多，此舉一個。如蜀郡豪族常房，因其擔任了益州從事的官職，在土著豪族中很有影響。建興元年，南中叛亂爆發前夕，常房奉命巡察牂柯郡（今貴州）。他得到牂柯太守朱褒即將叛亂的可靠情報，便收捕朱褒的主簿拷問，致死。朱褒舉兵攻殺常房，又上書反誣常房造反。諸葛亮不加察證，便誅殺了常房四子，還把他的四個弟弟流徙到越嶲（今西昌）。但朱褒仍參與了叛亂。對此，史學大家裴松之認為是"妄殺無辜，以悅奸逆，斯殆妄矣！"[26]。二，仕途上排擠、限制土著豪族。要認識這一點，應對三國職官制度有一初步瞭解。面對當時土著豪族勢力空前發展的現實，魏、吳、蜀採用了不同的職官制度。曹魏的豪族勢力雖然較弱，仍創建了"九品中正制"：由朝廷選拔各地"賢有識鑒"的大族名士為一郡或一地的"中正"，推薦其同籍士人，分為九品，朝廷據此授官，即完全拋棄了漢代官制，從制度上保證了豪族的入仕途徑。到三國中、晚期，曹魏政權能新人輩出，能最後一統天下與此當有很大關係。東吳雖未從官制上進行大的改革，但主要依靠江南土著豪族管理國家，故能得到土著豪族的普遍支持；在每遭外侵的關鍵時刻，豪族中的傑出人才都能站出來保護自身和國家利益，故其政權能多次擊敗曹魏、蜀漢的大規模進攻。蜀漢仍採用漢代察舉、征辟舊官制（蜀漢的許多制度都沿用漢代舊制），即由上級官員考察、推薦、提拔、使用下級官員，其實質是朝廷、州、郡官府中掌實權的人說了算。漢代舊制是建立在"一家五口"這樣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的，到東漢晚期豪族經濟高度發展後，它早已不適應。大量史料表明，蜀漢各級政府的實權主要是控制在劉備從荊州帶入的基本隊伍中，在巴蜀內地（盆地內）職官任用上，一直是排擠和有控制地使用土著。許多人"終劉氏之世，官位不盡其才。"（《華陽國志》卷10）。只是在南中等邊疆地區才較多地任用了豪族。蜀漢政府無視巴蜀土著豪族的巨大實力和潛力，不得"人和"就可想而知了[27]。蜀漢察舉、征辟官制，也為來自荊楚統治者的子弟入仕提供了保證。他們的弟子在蜀漢中、後期普遍擔任要職，也普遍高職低能，少有建樹，無力挑起老一代交下的重擔[28]。蜀漢的制度卻硬把這副重擔壓在他們肩上，結果既毀了國家，又害苦了這些兒孫們。如在和平時期，其弊尚難即現，但在天下紛爭，彼此生死搏爭之際，很快就會導致國亡族滅。三，從經濟上刻剝、打擊土著豪族。劉備入蜀後，軍用開支無所出，用劉巴的建議，鑄造"值百"大面額錢，即同樣大（或更小）的一個銅錢，因有"值百"二字，就相當於過去一百個"五銖"錢的購買力。相傳劉備甚至取帳鉤鑄錢。"數月之間，府庫充實"。政府開支、軍用開支很快就解決了。鑄大額錢的實質是掠奪存錢者。益州豪族受害最大。他們過去存的數量極為寵大的現金--五銖錢，竟在一夜之間相應的貶值一百倍！政府開支、軍用開支的財產不可能從天而降，實質上都是從豪族那裡掠奪而來。劉備的這一招曾引起孫權的羨慕。東吳於嘉禾五年（236）開始鑄"一當五百錢"，"當千錢"，"值二千"、"值五千"等大面額錢。由於土著豪族的激烈反對，孫權很快妥協，於赤烏九年（246）下令收回大面額錢。孫權的這一轉變，表明他確實是一個極能"審勢"的政治家。而蜀漢卻堅持鑄造值百錢，直到它最先滅亡。此外，蜀漢政府還實行了許多新的重要的經濟措施。如在相當長時期內，在全國範圍內禁酒；又設置 "司鹽校尉"，實行鹽鐵專賣；設置"司金中郎將"，主管各種金屬的採礦和治煉[29]。這些經濟領域過去皆由土著豪族控制，這些措施無疑極大地侵害了豪族利益。蜀漢政府在法律、仕途、經濟等多方面打擊、限制土著豪族，客、主矛盾尖銳化。對此，熟悉蜀中形勢的法正曾非常擔心，要諸葛亮重視"客、主之義，宜相降下"（見上），但反受到了批駁。蜀漢政府不得"人和"的代價是沉重的。如土著豪族常發動武裝叛亂。見於記載的大規模的叛亂有：建安二十二年（218）郪縣豪族大姓馬秦、高勝率家兵打下郪縣、牛鞞、資中三縣城[30] ；章武二年（222）底，漢嘉太守舉郡反[31]；建興元年（223）南中諸郡先後叛亂，以致諸葛亮不得不親自帥重兵赴南中平叛；建興五年（228）廣漢綿竹"山賊"張慕等反[32]；建興十一年（233）"南夷"劉胄反[33]；延熙三年（240）越嶲民族數反（同上），漢嘉"蠻夷"反，向寵前往征討，戰死[34]；延熙十年（247）汶山"平康夷"反[35]；延熙十一年（248），涪陵屬國民夷反（同上）；延熙十三年（250），涪陵豪族徐巨反[36]。另外還有更多的中、小規模的叛亂沒見於文獻記載。益州土著遭排擠、受打擊，自會不滿。許多土著名士不願出仕，冷眼旁觀。如杜微"常稱病，閉門不出"[37] 。另一些人雖然出仕，卻不問政事，消極敷衍。如成都名士杜瓊，在出任各種職時都"闔門自守，不與世事。"，所謂"小隱在山，大隱在朝"，此之謂也。一些人則用種種形式表達不滿。諸葛亮死後，土著名士李邈公開對後主說："今亮殞歿，蓋宗族得全，西戎靜息，大小為慶！"[38] 。蜀郡人張裕甚至公開說"歲在庚子，天子當易代，劉氏祚盡矣。"[39] 。杜瓊、譙周等甚至公開預言蜀漢政權必被曹魏滅亡。在其統治的中、後期，後繼無人，缺少人才，成為特別突出的矛盾。所謂"蜀中無大將，廖化當先鋒"，便是其縮影。荊州外來集團、益州土著豪族、益州民族上層這三股勢力猶如一鼎三足，支撐著蜀漢大廈。民族上層這根支柱，在諸葛亮平南中後稍穩，但土著豪族這根支柱則始終在搖晃。大廈的基礎失去了平衡。蜀漢政權能以一州之地對抗曹魏、東吳四十餘年，在自守之餘尚能多次主動進攻，它反映出"天府之國"中的土著豪族長期以來確實積累了極為可觀的財富，同時也反映出蜀漢政府對土著豪族掠奪的程度。正因如此，景耀五年（262）鄧艾率輕軍從陰平道攻蜀，爬山涉水七百餘里突然出現在陰平後，土著豪族皆聚族自保，坐山觀虎鬥，根本沒想到要幫助政府。他們的這種態度與東吳豪族形成了鮮明對比。蜀漢大廈僅受此輕輕一擊就塌下了。其承受能力之弱，在我國古代史中是罕見的。蜀漢表面上是亡於魏，實質上是亡於當地的土著豪族。所謂"民能載舟，亦能覆舟"，在此得到了最形象的寫照。 三國歷史（184--265）很短，但其人物、故事在整個漢文化圈中影響卻很大，根本原因在於三國文化的特徵是將儒家文化與兵家文化相結合，刀光劍影下見忠義仁孝，計謀詭詐中分慈惠寬嚴。"攻心"聯正是從這一特徵入手，將儒家文化和兵家文化的精髓融於一聯，高度概括地提煉了諸葛亮、蜀漢政權及劉璋政權的成敗得失，筆諫岑春?要"攻心""審勢"，要認識到清末猶如漢末，已到了"不可復興"的地步，如果認識不到這種大勢，所定治蜀政策無論寬、嚴都會"皆誤"，同時也提醒後人在治蜀、治國時借鑒劉璋和蜀漢的教訓，要特別注意"攻心"和"審勢"，故為世人高度重視。最後，本文還想指出，諸葛亮是三國群英中儒家文化與兵家文化相結合的最高典範，本文探討"攻心"聯所包含的文化內涵，探討蜀國為什麼會在三國中最先滅亡，分析其"治蜀"大政中的某些失誤，有助於總結歷史經驗教訓，更深入的認識、研究諸葛亮，絲毫無損於他的光輝形象。應該說，以"興復漢室"為蜀漢國策正是諸葛亮作歷史上典型"忠臣"的必然選擇。按儒家文化的觀點，朝廷有難，皇上有難，甚至是不可挽回的，也必須盡最大努力去挽救，這才是忠臣。諸葛亮又何曾不知漢室"不可復興"？但他仍然要為此奮鬥終生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正如唐代著名散文家孫樵所指出的一樣："赤帝子火熾四百年，天厭其熱。洎獻盡矣。武侯獨憤激不顧，收死灰於蜀，欲噓而再燃之，難乎為力哉！"[40]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更表現了他的赤誠忠心，更表現了儒家文化對他的熏陶影響。這也是後人不僅把諸葛亮作為智慧化身、更把他作為忠臣楷模的原因所在，這也是後人視蜀漢為三國正統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
後記2001年6、7月，李春城市長三次陪客人來到我館，多次談及"攻心聯"的釋讀與研究問題，對此聯的不同解說尤感興趣，指示筆者要認真研究，拿一種較權威的成果出來。本文初稿原將重心放在"寬""嚴"的研究上，李市長閱讀後，認為關鍵是"審勢"，認為諸葛亮及蜀漢政府首先是在"審勢"上出了問題，才產生了"嚴"的錯誤；其次，諸葛亮此誤與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有關，是一個可愛的錯誤。這一極富專業性的見解，使筆者茅舍頓開，二稿時新增了第三節等。7月29日，李市長在二稿上批示："建議據此精心提煉一解說詞正式使用。"在此，筆者衷心感謝李市長對本文的指導。
註釋
[1]岑毓英（1829--1889），字彥卿，號匡國，廣西西林人，秀才出身，因組織鄉勇"擊土匪"有功，被提為縣丞，咸豐六年（1856）率鄉勇到雲南助攻"回匪"，後署宜良知縣，繼署知府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率軍援昆明，署理雲南布政使。同治七年（1868）任雲南巡撫，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鎮壓回民起義建功，次年署理雲貴總督。不久轉任貴州、福建巡撫。光緒九年（1883）授雲貴總督，次年奉命抗擊法軍，光緒十二年（1886）從越南撤軍回國。《清史稿·列傳二百六》有傳。
[2]岑春?（1861--1933），岑毓英的第三子，原名春澤，字雲階，舉人出身，光緒二十六年（1900）任甘肅布政使不久，八國聯軍攻陷北京，主動率軍護送慈禧等至西安，升陝西巡撫，後歷任四川、兩廣、雲貴總督，以善於鎮壓起義著稱，頗得最高統治者賞識。1907年調郵傳部尚書，因與袁世凱爭權，被解職。1911年，四川興起保路運動，清廷再調他任四川總督，未赴任。辛亥革命後，他長期在西南活動。1916年護法運動期間，他與梁啟超在廣東成立軍務院，任副撫軍長代行撫軍長職權。1917年參加護法運動，次年串聯桂系軍閥改組軍政府，排擠孫中山，自任護法軍政府主席總裁。1920年被粵軍驅逐，晚年寓居上海、蘇州，著有《樂齋漫筆》。
[3]川省舊俗，女孩子只有小名，不正式取名字。
[4]《巴縣檔案》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五日"岑春?告示"。
[5]《巴縣檔案》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。
[6]《清史稿·鳳全傳》說："岑春?性嚴歷，喜彈劾，屬吏鮮當意。
[7]《清史稿·岑毓英傳》。
[8]趙藩於辛亥革命前棄官回滇，為雲南獨立效力。1913年被選為眾議員，入京主持臨時議會，不久回滇，力贊其門生蔡鍔等發動的護國運動；後任廣州護法軍政府交通部長，1920年任雲南省圖書館館長，曾編纂《雲南叢書》，加入過"南社"，詩文有《向湖村舍詩初集、二集、三集》、《向湖村舍雜著》等。
[9]轉引市仁《武侯祠名聯和岑春?》，《成都掌故》566--572頁，成都出版社，1996年。
[10]《三國誌·蜀書·馬良傳》附《馬謖傳》裴注引《襄陽記》。
[11]
[12]《三國誌·蜀書·諸葛亮傳》裴注引《漢晉春秋》。
[13]程毅中：《一副知人論史的對聯》，《光明日報》1999年2月4日。
[14]《三國誌·蜀書·諸葛亮傳》注引《蜀記》。
[15]《三國誌·蜀書·馬良傳》。
[16]張志烈《談趙藩撰諸葛亮殿聯語》，《光明日報》1999年3月4日。
[17]李兆成《〈能攻心〉聯析》，《文明》1981年1期。
[18]《後漢書·皇甫嵩傳》
[19]《三國誌·魏書·武帝紀》注引《漢紀》。
[20]《三國誌·吳書·魯肅傳》。
[21]《全唐文》卷六二八《諸葛武侯廟記》。作者呂溫，貞元十四年進士，曾任均州、衡州刺史，有《呂衡州集》。從"攻心"聯的用詞看，趙藩可能曾參考了這篇廟記。
[22]羅開玉：《四川通史》第二冊204頁，四川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。該書198--204頁對這一觀點作了基本闡述。
[23]見《三國誌·蜀書》中《劉焉傳》、《李嚴傳》、《華陽國志·劉二牧志》。
[24]詳《四川通史》第二冊96、103、113、119、138頁。
[25]《三國誌·蜀書·法正傳》。
[26]《三國誌·蜀書·後主傳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。
[27]詳羅開玉：《二十五史新編·三國誌》220頁，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1998年。
[28]詳《四川通史》第二冊197頁。
[29]見《三國誌·蜀書》中《劉巴傳》注引《零陵先賢傳》、《王連傳》、《張裔傳》。
[30]《三國誌·蜀書·李嚴傳》。
[31]《華陽國志·劉先主志》。
[32]《三國誌·蜀書·張嶷傳》。
[33]《三國誌·蜀書·後主傳》。
[34]《三國誌·蜀書·向朗傳》。
[35]《三國誌·蜀書·後主傳》。
[36]《華陽國志·巴志》。
[37]《三國誌·杜微傳》。
[38]《華陽國志》卷十中。
[39]《三國誌·周群傳》。
[40]《全唐文》卷七九五《刻武侯碑陰》。孫樵，大中年間進士，官至上柱國，本文寫於大中三年（849）。